[209]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一十三。

这样，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。由此可见，朱学方法可包括陆学，但陆学却不能包括朱学。

[250]《忠孝提纲序》，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九。他又说：既知之精，有以悟此理之当然，则于行也不疑而必益确。这种天人一体说，已把客观世界消融在一心之内。另一方面，由于陈淳把大化流行赋予物者叫作天命，认为人之禀气有清浊厚薄之不同，故有富贵贫贱、智愚贤不肖之别。那么，虚又是什么？照朱熹说，心虚涵万理，心之全体湛然虚明。

看来，文天祥不仅强调理，而且强调变。自然界在不停地运动变化，人类历史也是变化无穷，只有穷理而应变，才能达到经纶天下之大经的目的。程颐以太虚为理而非气，程颢批评张载的清虚一大（即太虚）是说器而非道。

且如作舟以行水，作车以行陆，今试以众人之力，共推一舟于陆，必不能行，方见得舟果不能以行陆也。那么，能不能反过来说，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呢？还不能完全这样说。他认为，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，是天理之公，利心生于物我之形，是人欲之私。[86]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一。

但是要实现这个目的，首先要有切己功夫，进行心性修养。这就是由已知而推及未知，使未知转化为知。

他批判佛教，也是为了维护这个理。如果不知此心之灵而无以存之，则昏昧杂扰而无以穷众理之妙。[196] 他所谓万理归于一理、千蹊万径皆可适国等等，就是指综合而言。朱熹认为，天理是心之体，人欲是用之偏。

这实际上是一种本体论的一元论哲学。要尊德性，就必须要道问学。但就心之体用言，则形而上下皆可包举。[114]《太极说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六十七。

理在气上，是主宰气的。但仅仅这样看待朱熹哲学，是很不够的。

这一点特别受到王阳明的批判，他认为朱熹析心与理为二，此知行之所以二也。[310]《语录》，《象山全集》卷三十四。

主要是实行君臣父子之道，但又不限于此。[11] 照这些话看来，朱熹认为，构成世界万物以及人类的，有理有气，但理是形而上者，是生物的根本。他说：曾被虎伤者，便知得是可畏。致知是自我而言，格物是就物而言。人生都是天理，人欲却是后来没巴鼻生底。这并不是说，朱熹没有吸收佛学思想，恰恰相反，他和谐地吸收了佛学的思维成果，融会贯通，使之成为他的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但二程所谓理，主要是指君臣父子等人伦道德之理。我们知道，朱熹的格物说主张向心外求知，即解决主观同客观的关系问题。

只有心体无限量，才能作万化本原。[114] 为什么呢？因为性情皆出于心，故心能统之。

他又说：天地始初，混沌未分时，想只有水火二者。如一件事，只知得三分，这三分是真实。

因此，与释氏同病，即只说空而不见实。因此，他提出了人心、道心的理论，要以道心主宰人心，要尽心、收放心。气行则理亦行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。这同陆九渊的千万世之前，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同此理的说法，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是把主观精神绝对化、永恒化了。

[156] 这样看来，他又主张欲不可无，但必须以理节欲。朱熹知行说的最大矛盾，是知先行后说同知行互发说之间的矛盾。

但这一观点在朱熹哲学中绝不是无足轻重。但朱熹虽然提出了这个方法，却把人们引向经书注解、文字考证的道路，因而脱离了现实。

[223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。朱熹认为具体的理是具体事物的真理，众理的总和即太极，便是天地万物，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最高真理，所以说，天下只有一个理。

天地万物虽有洪荒之世，而阴阳动静却无终无始，整个宇宙也不会消灭。朱熹的豁然贯通说，提出了认识由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的问题，就认识运动的过程看，也有其合理性。陆九渊说：心一心也，理一理也，至当归一，精义无二，此心此理，实不容有二。[179] 朱熹并不反对求之于身，但他反对离开事物而专务求内。

因此，提倡儒术以取代佛教思想的统治地位，就成为理学产生的直接原因。这对处不是理对，其所以有对者，是理合当恁地。

他说：常见朋友好论圣贤等级，如千里马也须使四脚行，驾骑也是使四脚行。[131] 就其用而言，心者气之精爽，其作用可该贯乎动静而其妙用无不在焉气。

就是说，他所说的理是指事物的规律而言。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朱陆合流的趋势，以许衡、吴澄为代表的理学家，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，进一步发展了朱熹哲学中的心学思想，提出了一条向内发展的心学路线。